川普「聯俄制中」就是季辛吉對付蘇聯戰略的大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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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國安團隊也就正在效仿當年尼克森與季辛吉的戰略思考,只是把中俄兩國的角色翻轉了過來,事實上,華府便有傳聞年邁高達95歲的季辛吉,在今年7月前往白宮向川普提出了這個點子。
敵人的敵人可以變成你非常有價值的朋友,政治上如此、國際關係上也是如此。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當今領導下的對中國鷹派國安團隊,便像變魔術一般開始拉攏俄國對抗中國,儼然正在複製並翻轉半個世紀前美國在冷戰中用來擊敗蘇聯的大戰略。
10月20日,美國總統川普表示將退出1987年與蘇聯簽署的《中程導彈條約》(INF),聲稱因為蘇聯的法理繼承國俄羅斯「已經違反該條約很多年了」,而不願美軍的軍事建軍和佈署再被該恐龍條約綁手綁腳。
對美國此一高調動作,俄國表面上出聲批評,然而並沒有很激烈的反對動作,俄國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甚至在24日的記者會中低聲下氣地說「俄國已經準備好很冷靜地與美國合作解決這個問題」,顯然已經摸摸鼻子接受了美國不會再被此一冷戰末期裁武條約約束的現實。
而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同時也是美國外交政策圈裡對中國的大鷹派約翰・波頓(John Bolton),也在同一時間飛往莫斯科與普亭密談,表示美國希望就「中國的挑釁行為」與俄國一起展開戰略談話,明顯傳達的訊息就是美國退出《中程導彈條約》首要目標不是俄國而是中國。
這也難怪中國對美國此一舉動大為恐慌,以宣揚民族主義立場知名的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便在其英文推特揚言「美國想在中國與俄國之間挑撥離間,就好像是電影《全面啟動》(Inception)裡夢中築夢一般不切實際」,然而這個比喻馬上被英文網友嘲笑,因為看過《全面啟動》的人都知道在電影結局裡這一招的確成功了!
美俄不再綁手綁腳
為何美俄之間的《中程導彈條約》之死,最恐慌的會是中國呢?正是該條約的存在,迫使美蘇兩國冷戰末期摧毀統計高達2692枚的中、短程彈道飛彈,只剩長程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可以維持核武器的戰略威嚇。這個條約禁止的不只是彈道飛彈,還包括陸基的巡弋飛彈。
而不受這個條約限制的中國,則在過去若干年間大肆建造、佈署數千枚的中、短程彈道飛彈和陸基巡弋飛彈,解放軍瞄準台灣的2000枚東風-11、東風-15短程彈道飛彈都是屬於這個類型。解放軍大量的中、短程飛彈不但可以裝備核彈頭做為戰略武器,也可以用傳統彈頭作為戰術武器。受威脅的不只有台灣、日本、以及在亞太地區有駐軍基地的美國,當然還有與中國領土接壤數千公里的俄國。
《中程導彈條約》的廢止則可以讓美俄兩國不受束縛,事實上俄國早已開始在遠東地區佈署一定數量的攻陸巡弋飛彈,要防範的當然就是軍力急速擴張的解放軍,以彌補在中俄邊境的軍事實力對比上逐漸加大的失衡。而既然美國主動拋棄這個綁手綁腳的條約,俄國從今也就更不需要再藏東藏西了。
若俄國在遠東地區佈署更多的中短程彈道和巡弋飛彈,預料將迫使解放軍轉移一些原本用來瞄準美國、日本甚至台灣的飛彈。讓中俄邊境軍事競賽重新升溫,形成戰略上多國包圍中國的局面,這也是美國對中國鷹派在打的如意算盤。
尼克森和季辛吉「聯中制俄」戰略的大翻轉
1970年代冷戰期間,為了遏止蘇聯在全球不可一世的擴張,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操盤下,決定兩害相權取其輕,重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來抵制蘇聯。到了1980年代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更採取全面推回蘇聯的強硬戰略態勢,窮兵黷武、經濟上陷入停滯、又在亞洲腹背受敵的蘇聯只能開始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最後在1991年轟然解體。
冷戰中「聯中制俄」的大戰略對於蘇聯的敗退究竟發揮多少影響力,直到今天歷史學家仍然沒有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冷戰結束後30年俄國經濟和實際國力不斷萎縮,至今已經沒有挑戰美國的本錢。
反觀中國,不但利用其高速經濟成長支援其規模空前的軍力建設,還在亞太地區全面進行武力擴張、對台灣和其他國家進行各種大小程度的統戰滲透、透過一帶一路撒錢把威權政治魔爪伸向全世界,毫無隱藏的把自己定位為挑戰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
今天川普總統的國安團隊,也就正在效仿當年尼克森的國務卿季辛吉的戰略思考,只是把中俄兩國的角色翻轉了過來,連結俄國這個「次要敵人」打擊作為「主要敵人」的中國。事實上,華府便有傳聞年邁高達95歲的季辛吉,在今年7月前往白宮向川普提出了這個點子。
川普今年初才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波頓,便是在美國外交政策圈裡多年來對中國採取極為強硬的大鷹派,而川普在大戰略上傾向聯俄制中,更是與波頓的想法不謀而合。
川普和波頓的「聯俄制中」大戰略會不會成功呢?這當然很大一部分要取決於俄國和普亭看待中國的態度。俄國口頭上稱中國是所謂的「戰略夥伴」,但這個關係與實質有聯盟性的「軍事夥伴」差了十萬八千里。
一位俄國駐美國大使館的資深俄國外交官便曾私下向筆者透露,中國方面經常美化與俄國的關係為所謂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亦即與其他幾十個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相較更為親密了幾級、同時還加上了軍事合作的成分。然而這種說法似乎只有中國方面自吹自擂,俄國對外的官方說法和內部討論卻極少買帳,而都僅是以普通的「戰略夥伴」相稱。
該資深外交官也抱怨,俄國外交國防政策圈內部,對俄國長年來因為經濟拮据而販賣諸多軍火武器給中國早已頗有怨言,因為中國完全不尊重俄國研發技術的辛苦還有軍售的誠意,買到的戰機、潛艦、防空飛彈等等都是一到手就完全抄襲,不到幾年就自己產出「山寨版」,抄到後也自然就不會再像俄國買更多「正版貨」,十足是一個「損友」而非什麼戰略夥伴。
當然,尼克森和季辛吉當年也是佈局了多年時間才讓「聯中制俄」水到渠成。如今川普才執政不到兩年時間,是否能在接下來兩年、或是六年(若連任成功)可以將「聯俄制中」定型為美國長遠的外交大戰略,此發展仍有待觀察。
但可以確定的是此大戰略的走向已經相當明顯,而且從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氣急敗壞的反應中,可以看出中國對此態勢的形成的確相當恐懼。作為被中國武力擴張威脅的頭號目標,台灣應密切觀察美國「聯俄制中」大戰略的走向,並且可以謹慎的樂觀看待。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後】小市民對抗大政府,從荷蘭經驗看見人本城市的革命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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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廣大的城市議題,小小市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點進來看看1970年代的荷蘭是如何透過公民行動,由下而上驅動改變、擺脫車本城市的交通政策,化身為今日全球最廣為人知的人本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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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路怒狂徒」波波繞了一遭,你也覺得某些路怒經驗似曾相似嗎?
其實,測驗中所有的題目、選項都是源自新聞報導、網路論壇、甚至是編輯親身的生活經歷。所以說,每個選項都是確切存在的真實(雖然多少經過編修)。但別誤會,專題的本意並非批判是非對錯,而是想讓大家在詼諧的互動中「看見」城市發展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甚至重新思考──為了安全、舒適的城市空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看似便利的自駕生活?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具備高度政治性的公共工程。街道的誕生不只必須納入決策者對市民生活的想像、居住者對空間的真實需求與期待,還要透過都市設計、交通運輸規劃、道路工程等一連串技術專業的實踐,才能將一切假設的、理論的、務實的元素夾雜在一起,形成現今的城市樣貌,構築獨一無二的街廓紋理與生活文化。
投身人本環境倡議多年的趙家麟教授多次在公開演講分享,「什麼樣的城市環境,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行為。」甚至援引個人在英國的生活經驗,說明外在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究竟有多麼巨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行人地獄」的根本原因並非人的觀念、素養正確與否,駕駛技術好或不好,而是城市空間能否「引發」好的行為。若缺乏相對應的空間,就算法規再完善、觀念再進步,人們都只能學一套、做一套;但若空間正確了,那麼制度、觀念就能更輕易地跟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而且必須重視「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由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從荷蘭經驗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或許多數人都同意城市議題的重要性,但更令人遲疑的問題是,身為平凡無奇的小小市民,究竟能在都市規劃這般大尺度的公共事務中掀起什麼風浪?或許,你可以先聽聽荷蘭的故事。
1950年代,戰後經濟逐漸繁榮,汽車開始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不少政府官員也將汽車視為未來趨勢。為了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荷蘭政府開始效仿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城市,將生活區、工作區分離,並大量規劃如高速公路、停車中心等車本設施利於市民通勤。這段時期,城市朝著「為汽車開大路」的方向發展,社區被拆除、運河被填平,一切阻礙車輛通行與降低交通效率的因素都被排除──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也受到嚴重擠壓。
然而,城市「現代化」的代價就在不久後浮現──逐年攀升的事故死亡人數。
到了1970年代,最高峰時死亡人數高達3000多人,其中約有400多位兒童。前所未有的統計數字引發大量公民的關注,並伴隨著一篇又一篇的社論文章的刊登,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公民行動──人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異口同聲地要求一個更安全的城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謀殺兒童)」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經過漫長的倡議與社會溝通,最終荷蘭政府的交通政策終於大幅轉彎,開始著手如減少車道數量、把空間還給行人與大眾運輸等一系列的城市修復工作。
回顧這段歷史,為什麼政策會產生如此轉變?答案很單純,因為人們意識到,事故死亡人數攀升的根源並非孩子不受控、也不是駕駛素質低落,而是城市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當城市議題受到大量關注、討論,甚至形成輿論與集會,制定都市計畫的決策者、決定城市模樣的專家們就不得不去思考、回應,從而做出改變。或許當下的變革無法精確的切中要點、解決問題──但至少是個開始。
就像荷蘭從抗爭、討論到真正落實也經過好幾年。當他們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為本」已經不只是城市的精神,更是內化於居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若當時人們因覺得不可能而放棄討論和表達,現在我們就看不見如此美麗、宜居的阿姆斯特丹,荷蘭也不可能成為全球「人本城市」領域的標竿。
儘管荷蘭的城市是受到決策者支持才變成今日的人本城市楷模,但一切的起點,仍然是1970年代時,所有公民對空間的需求與憤怒。這便是此次專題更深層的意涵──希望讀者把憤怒展現在系統互動之中,將意義和理解帶回實際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大聲抗爭,當越來越多人對城市的樣貌有相似的想像,改變就可能會發生。這是荷蘭的經驗,也是實踐人本城市的唯一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