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虹安助理遭爆未在立法院保勞健保、60萬薪資全回捐民眾黨,調查局已立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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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前李姓助理在任職期間都有紀錄,也都證實有完成在擔任助理期間,所有的工作,當薪酬合法取得後,要如何運用,也是他個人的意志。
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虹安的李姓助理爭議持續延燒,除了被網紅「劉宇」在2020和2021年各捐了30萬給台灣民眾黨外,國民黨新竹市長候選人林耕仁今(4)日更加碼指出,李姓助理根本沒在立法院投保勞健保,因為事實上他另有專職工作。高虹安這幾天多次強調李姓助理並非人頭助理,薪資待遇一切合法,且運用在捐款上,屬於個人自由。
對於相關爭議,法務部調查局昨天則表示,因受理檢舉有立案,已經交由北部工作站調查,公督盟今天上午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呼籲所有立委如果不想陷入助理聘用費用詐領的問題,把握最好的方法就是誠實的揭露資訊,呼籲高虹安公開以前所有聘用的資訊,如果是對的,大家會還一個公道。
高虹安的李姓助理持續被爆薪水全數捐給民眾黨
網紅「劉宇」昨天爆料,高虹安的助理李忠庭在2020和2021年各捐了30萬給台灣民眾黨,共捐了60萬元的政治獻金,而李忠庭只做了14個月的立院助理(2020/2/1到2021/3/31),立院助理的月薪行情大約3萬元~4.8萬元.所以要是助理能幹好用薪資中上,領14個月的總薪資大約是60萬元。
根據監察院「政治獻金公開查閱平台」查詢結果,李忠庭政治獻金共有3筆:108年10月首次捐贈給蔡英文,金額1000元;沒想到隔年2020年與2021年,分別捐給台灣民眾黨,每次都是30萬元,而且2筆捐贈只相隔半年。
而根據《政治獻金法》第17條,一個人對同政黨的捐贈政治獻金上限為每年30萬元。台灣民眾黨創黨三年,個人名義捐滿30萬額度的只有129筆,在這129筆之中,李忠庭就佔2筆.由於高虹安在109年度(2020年)已捐了20萬(5萬 * 4筆),所以推測需要用其他人頭去捐。
高虹安的對手民進黨籍候選人沈慧虹也提出質疑,為何高非要領有高薪的李男擔任公費助理;她不便評論高虹安私領域,但人頭助理是否詐領助理費涉及公共利益,高虹安2020年捐20萬元、李忠庭捐30萬元,高是否讓人頭助理領國家薪水,再回捐給民眾黨?李姓助理是否是在「補上高虹安的募款責任額」。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李姓助理的薪水如果變成高虹安的募款額度,而李男確實是人頭助理,且另有專職工作,這個法律問題就麻煩大了,涉及貪瀆罪嫌。
另外國民黨新竹市長候選人林耕仁陣營今天也再次加碼指控,李姓前助理在立法院任職助理「沒有健保」,因為因為李姓助理實際上有更一個更高薪的「全時段」工作,立委助理工作「才是兼職」,所以無法在立法院投保。而一位在立法院外另有專職的「兼職助理」,報領立法院加班費的時數竟然能到每月40多個小時,比其他專職助理還要多,「高委員清楚這件事嗎?」林耕仁再次提出疑問。
高虹安反擊:薪酬運用是個人意志
針對此爭議持續延燒,高虹安2日時曾透過辦公室發布聲明稿表示,已整理大量證據證明前助理任職期間,確實執行許多立委助理工作,無論立法院辦公室事務、地方上民眾服務等,在職期間確實恪盡助理該做的職責,許多人證、物證可證明。
她說,見過前助理實際執行助理工作人證很多,都是不容造假的鐵證,合法、合規領取該有的薪酬,所有證據都能清楚顯示絕無詐領助理費或掛名人頭助理。
高虹安昨晚舉辦地方政見說明會,接受媒體聯訪,被問到前李姓助理的薪資為何要捐給黨部、是否國庫通黨庫?高虹安說,前李姓助理在任職期間都有紀錄,也都證實有完成在擔任助理期間,所有的工作,當薪酬合法取得後,要如何運用,也是他個人的意志。
高虹安也表示,以此同一個標準來看,像是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前立法院長蘇嘉全等,在他們的主任、助理等,也都有這樣對民進黨的捐款,且數字都不小。如果薪酬取得合法,大家不需要放大檢視。至於李男擔任助理期間疑無健保,高稱,檢調已在偵辦。
民眾黨:沒有黨庫通國庫,高虹安捐回黨的金額和李男捐款兩回事
柯文哲表示,高虹安所作所為一定是合法的。至於助理捐民眾黨新台幣60萬元被外界認為是「黨庫通國庫」,柯文哲則說這數字他有印象,是不分區立委要捐回給黨的金額,「這也沒什麼奇怪」。
後來民眾黨有透過聲明補充柯文哲說法。民眾黨指出,依據《政治獻金法》,個人1年最高捐款額度為30萬元,李姓支持者是在2020年及2021年各捐款30萬元,捐款對象是台灣民眾黨;而高虹安作為民眾黨不分區立委,1年募款責任額為60萬元,這是各黨派皆有的作法。
民眾黨說,除了立委本身捐款,依規定可對外募款,而所有募集的捐款也公開在監察院政治獻金的相關資料當中。部分網路不實指控,將支持者2年的捐款,刻意與立委1年所需的募款責任額混淆連結,是完全錯誤資訊。
至於「薪水回捐」的規則,劉宇也指出,民進黨中執會曾經開會決定並且寫入規定中,所有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每個月要上繳薪水6萬元(約占薪水總數1/3)給黨中央。
柯建銘:不要轉移焦點
對於高虹安的反擊,立委柯建銘今天則表示,高虹安不要轉移焦點,他的助理是正式助理、有合法收入,依照《政治獻金法》等,可以捐給政黨、慈濟、孤兒院等,這是合法行為,高虹安不要引喻失義。
柯建銘提出質疑,高虹安的助理是否為人頭助理、是否合法,呼籲高虹安提出相關證明資料;如果不合法,這絕對不是只有國庫通黨庫問題,而是涉及貪污治罪條例詐領助理費等問題,是有期徒刑7年以上的罪,高虹安要針對問題好好回答。
公督盟今天早上則呼籲,應該要通過相關法規以利確認公費助理的權利及義務,目前立法院已有委員在本屆第二會期提出《立法院公費助理任用條例》草案,目的就是期望透過公費助理的公開透明來防止負面問題的發生。
法務部調查局昨天則表示,因受理檢舉有立案,交由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調查,會儘速釐清是否有不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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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
【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後】小市民對抗大政府,從荷蘭經驗看見人本城市的革命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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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廣大的城市議題,小小市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點進來看看1970年代的荷蘭是如何透過公民行動,由下而上驅動改變、擺脫車本城市的交通政策,化身為今日全球最廣為人知的人本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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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路怒狂徒」波波繞了一遭,你也覺得某些路怒經驗似曾相似嗎?
其實,測驗中所有的題目、選項都是源自新聞報導、網路論壇、甚至是編輯親身的生活經歷。所以說,每個選項都是確切存在的真實(雖然多少經過編修)。但別誤會,專題的本意並非批判是非對錯,而是想讓大家在詼諧的互動中「看見」城市發展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甚至重新思考──為了安全、舒適的城市空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看似便利的自駕生活?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具備高度政治性的公共工程。街道的誕生不只必須納入決策者對市民生活的想像、居住者對空間的真實需求與期待,還要透過都市設計、交通運輸規劃、道路工程等一連串技術專業的實踐,才能將一切假設的、理論的、務實的元素夾雜在一起,形成現今的城市樣貌,構築獨一無二的街廓紋理與生活文化。
投身人本環境倡議多年的趙家麟教授多次在公開演講分享,「什麼樣的城市環境,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行為。」甚至援引個人在英國的生活經驗,說明外在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究竟有多麼巨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行人地獄」的根本原因並非人的觀念、素養正確與否,駕駛技術好或不好,而是城市空間能否「引發」好的行為。若缺乏相對應的空間,就算法規再完善、觀念再進步,人們都只能學一套、做一套;但若空間正確了,那麼制度、觀念就能更輕易地跟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而且必須重視「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由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從荷蘭經驗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或許多數人都同意城市議題的重要性,但更令人遲疑的問題是,身為平凡無奇的小小市民,究竟能在都市規劃這般大尺度的公共事務中掀起什麼風浪?或許,你可以先聽聽荷蘭的故事。
1950年代,戰後經濟逐漸繁榮,汽車開始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不少政府官員也將汽車視為未來趨勢。為了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荷蘭政府開始效仿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城市,將生活區、工作區分離,並大量規劃如高速公路、停車中心等車本設施利於市民通勤。這段時期,城市朝著「為汽車開大路」的方向發展,社區被拆除、運河被填平,一切阻礙車輛通行與降低交通效率的因素都被排除──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也受到嚴重擠壓。
然而,城市「現代化」的代價就在不久後浮現──逐年攀升的事故死亡人數。
到了1970年代,最高峰時死亡人數高達3000多人,其中約有400多位兒童。前所未有的統計數字引發大量公民的關注,並伴隨著一篇又一篇的社論文章的刊登,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公民行動──人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異口同聲地要求一個更安全的城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謀殺兒童)」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經過漫長的倡議與社會溝通,最終荷蘭政府的交通政策終於大幅轉彎,開始著手如減少車道數量、把空間還給行人與大眾運輸等一系列的城市修復工作。
回顧這段歷史,為什麼政策會產生如此轉變?答案很單純,因為人們意識到,事故死亡人數攀升的根源並非孩子不受控、也不是駕駛素質低落,而是城市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當城市議題受到大量關注、討論,甚至形成輿論與集會,制定都市計畫的決策者、決定城市模樣的專家們就不得不去思考、回應,從而做出改變。或許當下的變革無法精確的切中要點、解決問題──但至少是個開始。
就像荷蘭從抗爭、討論到真正落實也經過好幾年。當他們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為本」已經不只是城市的精神,更是內化於居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若當時人們因覺得不可能而放棄討論和表達,現在我們就看不見如此美麗、宜居的阿姆斯特丹,荷蘭也不可能成為全球「人本城市」領域的標竿。
儘管荷蘭的城市是受到決策者支持才變成今日的人本城市楷模,但一切的起點,仍然是1970年代時,所有公民對空間的需求與憤怒。這便是此次專題更深層的意涵──希望讀者把憤怒展現在系統互動之中,將意義和理解帶回實際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大聲抗爭,當越來越多人對城市的樣貌有相似的想像,改變就可能會發生。這是荷蘭的經驗,也是實踐人本城市的唯一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