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之後，耶穌會士隨商船東來澳門並進入内地傳教，需要通曉中國的語言文字，瞭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他們不得不加强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學習和對儒家思想的研究以及對儒家經籍的翻譯、注釋。於是，中國傳統文化由此得以傳播和流行於歐洲各個國家，並對歐洲文化産生强烈和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以傳播科學知識爲佈道手段，他們帶來的科學知識不僅爲中國所無，而且在西方也還是很新穎的”〔1〕。結果，一個不以耶穌會士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效應得以實現。這就是：耶穌會士努力瞭解、熟悉和研究中國文化，並向他們的祖國介紹和傳播，誘發着歐洲國家近代資産階級思想啓蒙運動的開展；而中國的有識之士又通過耶穌會士學習和吸取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促進中國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兩者互相吸收，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不斷進步。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橋樑就是澳門。正如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1993年2月19日爲陳炎教授專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西文化交流》一書所寫的序言所説：

　　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 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説，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説，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時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强時弱，但一直没有斷過（中國文化當然也傳入西方，這不是我在這裏要談的問題）；五四運動，不管聲勢多麽大，只是這次文化交流的餘緒。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説這話，完全是根據歷史事實。明末明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爲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

　　我認爲季老所論完全符合歷史事實。有鑒於此，本文擬以明末清初時期的中西音樂交流作一個案闡述。

　　一、中國音樂的西傳

　　利瑪竇是系統地向歐洲國家介紹和傳播中國音樂的第一人，1584年9月13日，他在廣東肇慶傳教時，曾寄信給西班牙税務司石羅曼，談到中國音樂，説：

　　人們（指廣東人）都很愛好唱聲色之樂，且有專門書籍，記載彈琴的姿勢與季節的舉行，整年有舞蹈和音樂，還有做樂的處所……。〔2〕

　　利瑪竇所指的音樂書還附有作樂的插圖，如嘉歷年間（1522-1620）王圻父子編著的《三才圖會》就是。1592年，利瑪竇在肇慶曾與明代著名戲曲家湯顯祖會晤，瞭解更多中國戲曲知識。於是他更進一步向西方國家介紹中國的戲曲，説：

　　我相信這個民族是太愛好戲曲表演了。至少他們在這方面肯定超過我們。這個國家有極大數目的年輕人從事這種活動。有些人組成旅行戲班，他們的旅程遍及全國各地，另有些戲班則經常住在大城市，忙於公衆或私家演出。……有時候，戲班班主買來小孩子，强迫他們幾乎從幼就參加合唱、跳舞以及參與表演和學戲。……凡盛大宴會都雇用這些戲班，聽到召唤他們就準備好上演普通劇目中的任何一出。通常是向宴會主人呈上一本戲目，他挑他喜歡的一出或幾出。客人一邊喫喝一邊看戲，并且十分愜意，以致宴會有時要長達十幾個小時，戲一出接一出也可連續演下去直到宴會結束。戲文一般都是唱的，很少是用日常聲調來念的。〔3〕

　　利瑪竇接着介紹中國道教的音樂和樂器。

　　這個教派（指道教）的道士們住在皇家祭祀天地的廟裏，他們的部分職責就是當皇帝本人或代表皇上的大臣在這些廟裏舉行各種獻祭時必須在場。這當然有助於提高他們的聲望和權威。這種場合的樂隊也由道士們組成。凡是中國人所知道的各種樂器都包括在樂隊裏面，但是他們奏出來的音樂讓歐洲人聽起來肯定是走調的。這些樂師還常常被請去辦喪事，他們穿上華麗的道袍，吹笛和演奏别的樂器。〔4〕

　　1599年3月3日，利瑪竇又介紹他在南京觀看祭祀孔子儀式的音樂，説：

　　這裏讓我們插進幾句話談談中國的音樂，這是歐洲人很感興趣的一種藝術。…紀念孔子…這種特殊的典禮伴有音樂；他們提前一天邀請主管官出席樂隊的預演會，以决定這種音樂是否宜於這種場合。…樂隊預演會是由稱爲道士（tausu）的儒生的祭司組織的，在一座爲了崇拜上天而建立的大廳，或者不如説皇家的廟宇裏面舉行。…組成樂隊的祭司們穿上華貴的法衣就仿佛他們要去參加祭祀儀式那樣。在向大臣致敬後，他們就開始演奏各式各樣的樂器；銅鈴、盆形的樂器，有些是石制的，上面蒙有獸皮像鼓一樣，類似琵琶的弦樂，骨制的長笛和風琴，不是用風箱吹而是用嘴吹。他們還有一些别的樂器，形狀也像動物，他們用牙齒噙着蘆管，迫使管内的空氣排出來（譯者注：原意大利文所録的樂器及德禮賢的譯文如下：campane〔編鐘〕、campanelle〔鈴〕、baccili〔鈸、響板〕、alti〔韵鑼、鐺鑼〕、dltri di pietra［編磬］、pelle〔大鼓、柷、應鼓、搏柎〕、altri di corde di leuto〔琴、瑟〕altri di flauti〔籥管、箎、塤笛〕、Vento〔排簫、鳳笙簫、笙〕、altri erano ccme animali〔敔〕）。在預演會上，這些古怪的樂器一齊鳴奏，其結果可想而知，因爲聲響毫不和諧，而是亂作一團。中國人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他們的一位學者有一次説，他們祖先所知道的音樂藝術經過幾百年已經失傳了，只留下來了樂器。〔5〕

　　利瑪竇還對中西的音樂形態、樂器製造進行比較，説：

　　〔中國的〕樂器很普遍，種類很多，但他們不知道使用風琴與翼琴（clavichord），中國人没有鍵盤式的樂器。在他們所有的弦樂器上，琴弦都是用棉綫捻成的，他們似乎根本不知道可以用動物的腸子做琴弦這一事實。他們用樂器在音樂會上演奏與我們的作法非常一致。中國音樂的全部藝術似乎只在於産生一種單調的節拍，因爲他們一點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組合起來可以産生變奏與和聲。然而他們自己非常夸耀他們的音樂，但對於外國人來説，它却只是嘈雜刺耳而已。雖然事實上他們自稱在和諧的演奏音樂領域中首屈一指，但他們表示很欣賞風琴的音樂以及他們迄今所聽過的我們所有的樂器。也許他們聽到我們的聲樂和管弦樂曲後，他們也會以同樣的態度加以評價。〔6〕

　　由上引可見，利瑪竇在向西歐國家介紹和傳播中國音樂方面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這是值得肯定的。

　　與此同時，據説明末朱載堉：《律歷融通》一書中提出的十二均律的生律方法和《律吕精義》一書創造的相鄰半音的頻率比爲1.05946的“密率”的理論，也經利瑪竇、鄧玉涵等耶穌會士傳至西歐國家，但目前缺乏足够證據，尚須進一步研究。

　　二、西方音樂東傳中國

　　西洋音樂之傳入中國，也是耶穌會士經澳門傳入廣東以至中國内地的。王臨享記述：

　　澳門夷人，…制一木櫃，中寘笙，簧數百管，或琴弦數百條，設一機以運，一人扇其竅，則數百簧皆鳴，一人拔其機，則數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鏗然可聽。〔7〕

　　當時澳門的教堂還流行一種演奏風樂的風琴，十分悦耳好聽。史稱：

　　三巴寺樓有風琴，藏革櫝中，排牙管百餘，聯以絲繩，外按以囊，嘘吸微風入之，有聲鳴鳴自櫝出，八音並宣，以和經唄，甚可聽。〔8〕

　　同時，利瑪竇在肇慶，韶關傳教時，帶有西琴一張，其結構“縱三尺、横五尺、藏櫝中；弦七十二，以金銀式煉鐵爲之弦，各有柱，端通於外，鼓其端而自應。”〔9〕他到北京時亦作爲禮品呈送給明神宗，還特意譜寫《西琴曲意》，供以彈之。神宗對西琴甚感興趣，特派樂師四人學習彈琴。利氏還送給神宗一種“其制异於中國，用鋼鐵絲爲弦，不用指彈，只以小板案，其聲更清越”〔10〕的鐵弦琴。除利氏外，耶穌會士徐日昇、德格裏等亦精通西洋音樂。康熙初年，南懷仁向玄燁 皇帝推薦徐日昇。玄燁即於1674年派人到澳門請徐氏到京入内廷供職，曾以能仿奏中國樂曲而獲賜錦綢。玄燁喜歡西洋音樂，於是又迎請德裏格入宫，指示其必須教授皇子學習樂理音律。史稱：

　　〔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首領張起麟傳旨：西洋人德裏格教的徒弟，不是爲了他們光學彈琴，爲的是要教律吕根源。若是要會彈琴的人，朕什麽樣會彈没有呢？如今這幾個孩子，連烏、勒、明、法、朔、拉七個音却不清楚，教的是什麽？你們可以明明白白説與德裏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們懂得音律要緊的根源。〔11〕

　　於是，德裏格在宫庭供應職5年，專向皇子教授西洋樂理。今天音樂所通用的簡譜“1、2、3、4、5、6、7”七個音符，即是沿用當年西方國家傳入的韵律而來。德裏格爲教授皇子樂理，於1713年與徐日升合著《律吕正義》三篇，上編爲“正律審音”，下編是“和聲定樂”，續編是“協韵度曲”。其中續編卷一，專論西洋音樂的樂理，特别着重介紹西洋音樂的五綫譜的編寫和唱法。此爲五綫譜傳入中國之始。因爲康熙皇帝喜愛西洋音樂，於1699年在宫廷内建立了一個小型西樂團，由徐日昇任首席樂師。

　　此時，西洋管弦樂器和管弦樂也傳入中國内地了，而且在各地教堂流行一時。趙翼曾詳細記述北京天主教堂盛行管弦樂的情形，説：

　　“有樓爲作樂之所，一虬鬚者坐而鼓瑟，則笙、蕭、罄、笛、鐘、鼓、饒、鐲之聲，無一不備。其法設木架於樓架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樓板寸許。樓板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人在東南隅鼓以作氣，所在夾板中，盡趕於鉛管下之縫，由縫直達於管，管各有一銅絲，係於琴弦，虬鬚者拔弦，則各絲自抽擊其中管中關捩而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竅，以象諸樂之聲；故一人鼓琴，而衆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真奇巧！又有樂鐘，並不煩人挑拔而按時自鳴；亦備諸樂之聲，尤爲巧絶。”〔12〕

　　這説明當時北京的教堂專門設有演奏管弦樂的樓堂。爲了把管弦樂進一步在中國傳播，有些耶穌會士還用西洋樂理作中國曲子進行演奏，可謂中西結合。例如魏繼晋（Florian Bahr）、魯仲賢（Jean Walter)兩人曾譜寫成16首中西音樂相結合的樂曲和歌詞，爲清帝演出。1679年，意大利會士曾經組織一個樂隊，在清庭院中演奏當時流行一時於羅馬和全歐洲的皮契尼所作的歌劇《賽乞娜》。

　　從上所述，可以看到，音樂（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没有國界的。中國音樂可以爲西方國家人民接受欣賞；西方國家的音樂也可以爲中國人民接受欣賞。由此推理，大凡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都可以互相交流，爲我所用，相得益彰。

　　注　釋：

　　〔1〕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載《光明日報》1979年5月8日。

　　〔2〕《利瑪竇全集·書信集》。

　　〔3〕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4〕同注〔3〕書第111-112頁。

　　〔5〕同注〔3〕書第360-361頁。

　　〔6〕同注〔3〕書第23頁。

　　〔7〕向達：《記年津所藏的中文書》，載《北平圖書館刊》1936年第10卷第5號。

　　〔8〕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

　　〔9〕王圻：《續文獻通考》卷120。

　　〔10〕馮時可：《篷窗續録》，轉引自方豪：《中國交通史》第5册第3頁，嶽麓書社1987年版。

　　〔11〕《康熙與德理格》，載《掃盪報》（桂林），《文史週刊》，1941年4月23日。 

　　〔12〕趙翼：《檐曝雜記》。

　　（原載《澳門：“歷史文化名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