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移工薪資逾40k、去韓國不用仲介費⋯越南街頭實況：年輕人不想到台灣了

▌本文作者簡永達為南投人，曾獲台灣卓越新聞獎、曾虛白新聞獎、亞洲出版協會新聞大獎、香港人權新聞獎。攝影作品曾獲新聞攝影大賽系列照片首獎。在書寫中平衡宏觀的社會分析與微觀的生命故事。

在越南最著名的「勞務街」紙橋郡（Quận Cầu Giấy）上，短短不到600公尺的街道，聚集上百家「勞務輸出公司」，也就是人力仲介，他們負責招募、訓練越南的年輕人，運輸到日本、韓國、台灣等地做工。

越南移工一直是台灣製造業主要勞動力來源。從2018年開始，在台灣工作的外籍移工超過70萬人，其中超過6成都是產業移工，越南移工占了近4成5。

越南年輕人不想到台灣打工了

可年輕越南移工對台灣的熱情正在消褪。自1999年越南政府開始輸出勞工到東亞新興國家以來，台灣一直是越南移工首選。但這個情況在過去幾年有所轉變。

2018年，日本首次超過台灣，成為越南勞動力最大宗的接收國。2019年約有8萬名越南勞工前往日本工作，台灣只有4萬4000人，差距持續拉大。在新冠疫情趨緩並解除邊境封鎖以後，2022年約14萬名越南勞工

出國工作，日本仍是最主要的目的地，超過6萬7000人，台灣維持5萬8000人上下。

越南年輕人不想到台灣打工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越南經濟正在勃興，過去10年的經濟成長率維持在7％上下。越南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中獲益、外資不斷自中國出走，將工廠基地轉移至越南北部。

接著，南韓三星集團在隔年關閉所有在中國的工廠，將海外生產重心移到越南，預計未來超過半數的智慧型手機都將從越南生產。來自台灣的電子代工龍頭富士康亦在越南積極布局，除了擴大在北方北江省一座生產筆記型電腦與平板的工廠，並宣布將投資3億美元、招募超過3萬名員工。蘋果公司的台灣供應商，包含和碩與廣達，也看好越南前景，紛紛轉進越南投資建設更多的電子代工廠，這使得工人就業機會大增。

其次，越南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也影響勞工出國的意願。教育部門在1990年代末修改法規，允許私人設立大學及專業學校，但產業結構調整跟不上大學成長速度，每年約有20萬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他們之中不少人會申請出國工作，但對海外工作有更高的期待，對台灣艱苦的工廠不感興趣。

刻苦忍耐是上一輩的事

對「我世代」的年輕人來說，刻苦忍耐是上一輩的事，越南政府順應潮流，也跟著修正出國工作的說詞。

2000年初，輸出勞工作為一項國家的主要減貧政策，政府喊出「支持貧窮地區職業培訓……爭取每年8000名勞動者出口」。但在2017年後，越南官員的說法轉為：「準備未來的人力資源」，強調到海外工作是為了加強語言能力與技術，並喊話出國勞工隨時要返國，為國家經濟發展貢獻技術與專業。

「我看再過幾年，沒什麼越南人要到台灣工作了，」阿義這麼說。他是一位專門輸送越南工人到台灣的越南仲介，經營台灣市場已16年，並且能說流利的中文，但在2019年上半年，阿義已多次聘請翻譯陪同他前去日本拜訪客戶。

阿義的看法和年輕越南移工們的心聲不謀而合。我在那條勞務街閒逛時，有群18、19歲的年輕女孩走靠近我，一股腦的用新學的日語跟我打招呼。當時我胸口掛著相機，她們以為我是日本來的遊客，想找人練習語言。我擺擺手，用英文解釋我來自台灣，一個女孩像是聽懂了「台灣」的關鍵字，馬上切換成中文回應。「妳會說中文？」我驚訝地問；「本來打算申請去台灣工作，學了幾個月的中文，」她回，「但現在大家都想去日本了。」

因應搶工大浪，日本修法以優厚條件吸引移工

就在我與阿義見面的4個月前，長期以單一種族自豪的日本放寬移民規定。為了解決人口老化與長期缺工的問題，安倍政府在2019年修正《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放寬特殊技術工人簽證（Specified Skilled Worker, SSW）以延攬外籍勞工，不只是看護，包括從事金屬製造業、工具機械，以及電子業等製造業勞工，都是重點招募對象。

越南勞工最早是透過「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Technical Intern Training Program,TITP）前往日本工作。這項實習制度始於1990年代，日本聲稱是向開發中國家轉移技術，實際上是引進外籍勞工的側門。由一批留學代辦與掮客從中穿針引線，他們送越南工人到日本上基礎日語學校，課餘時間到工廠上工。

按照規定，越勞只能在日本工作3年，契約期內不能離境、不能更換雇主，由於工人是以「研修生」的學生身分工作，沒有納入勞動法保障，經常面臨超時工作或苛扣薪資的問題，被國際人權團體批評是血汗奴工。

2019年，日本政府終於承認人手不足，決定修正移民法來招募外籍勞工，預定5年內引進約34萬人。除了保障他們領有與日本國民相同的最低工資，介於16到20萬日圓間（約新台幣4到5萬元）；工作滿5年後，只要通過語言檢定與技能測驗，移工即可申請永久居留資格，不但能攜家人同住，還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如此高規格的勞動條件，讓越南總理阮春福在2019年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時強調，越南勞工出口「將時時刻刻以日本為最優先考量」。

一場國際搶工的大浪來襲。國際勞工組織（ILO）在2019年調查國際移工的數據，發現全球大概2成跨國移工集中在亞洲，尤其從東南亞移往東亞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台灣，已經是當代勞工遷移最為主要的路線之一。

至於韓國的布局，我們將時間稍微倒回至1990年代，那時台灣、日本與韓國剛開始嘗試引進外籍勞工。不同於台灣制定專法招募移工，韓國選擇仿效日本的研修生制度。由於韓國早期太過依賴人力仲介，許多外籍工人到韓國以後沒有在規定的企業受訓，反而被仲介帶去其他製造業工廠工作，而且這些研修生缺乏勞動法令保障，導致雇主侵害外勞人權的案例層出不窮。

韓國政府在2003年修正策略，改採國對國的直接聘僱模式（EPS）。外籍移工在這制度下享有與韓國勞工同等的勞動保護，而且政府直接聘僱也大幅降低移工出國的費用，最低的菲律賓工人只需支付500美元，越南勞工也支付不到800美元，與來台動輒6000美元的仲介費差別甚大。目前，韓國已和16個勞工來源國簽署雙邊合作協議。

（編按：根據韓國現行法規，只有配偶是韓國公民和韓裔的特定外籍人士才可以在南韓從事家庭幫傭工作，與僱主同住的全職家庭幫傭當前巿場行情約為每月350萬韓圓（約新台幣8萬4647元）至450萬韓圓之間）

日本則是仰賴半官方的合作社招募移工。這幾年裡，不斷有合作社前往越南尋找仲介，合作設立語言學校。在河內這座城市的周圍已經湧現大量日語學校。

越南勞工成為日本最大宗的外籍族群

人力仲介公司的高階主管懷秋站在剛落成的日語學校2樓陽台，這是一棟5層樓的藍白磁磚樓房，1、2樓作為教室與辦公室，3、4樓是準備出國工人的宿舍。她的公司投資房地產、遊樂園與五星級飯店，也跨足經營人力仲介，每年向日本、韓國、台灣以及波斯灣國家輸出數千名勞工。

懷秋的髮型剪得俐落，踩著高跟鞋走來走去，「這棟已經住滿，我們的另一棟宿舍正在加緊趕工，」她指著馬路對面的工地說。

懷秋對未來有很多想法，其一是放手經營了20年的台灣市場。在2020年以前，她每季飛台灣拉攏合作的仲介業者，甚至在台北派駐員工以便服務客戶；如今，她改成每個月飛日本拜訪客戶，「台灣的市場我們就會慢慢放掉了，」她的語氣充滿對日本這個新市場的嚮往。

專門研究東亞遷移體系的社會學者藍佩嘉，也注意到日本在國際移工市場的吸引力 。她在2019年赴日本研究新制的「特定技能」簽證。越南移工要循此管道去日本並不容易，不僅要花6到8個月學習日語，以通過更高水平的日語檢定，還必須在簽證給予的5年有效期內通過國家證照考試，否則仍須離境。所以很多學者批評日本只是給移工畫大餅，看得到吃不到。

但移工前往日本的費用確實有所下降。由於日本已批准國際勞工組織所建議的「移工零付費」條約，日本雇主需要承擔絕大部分的費用，這一點與台灣大不相同。藍佩嘉以看護移工舉例說明，「雇主先面試挑好工人，之後他們在母國學日文、受訓練，再到日本的聘僱費用，全都是由雇主付費。」

日本的特定技能移民計畫，被吹捧成一種可以成功迴避人力仲介的勞工輸送方案。但實際上透過這一方案進到日本的人數並不多。根據日本至2021年的統計，持特定技能簽證的外籍工人只有3萬8000人。

藍佩嘉解釋，這是因為日本實行多軌制度來招募外籍勞工，其中招募實習生和特定技能工人的方案並行。考慮到雇工成本，日本雇主仍傾向用實習生的名義招聘工人，尤其是在農業與機械製造業。循此管道來的移工仍需要向人力仲介支付費用，不過，由於產業缺工孔急，這筆仲介費用有明顯降低，「越南工人去日本要支付的費用大約在3600美元左右，這跟來台灣需花費6000美元，還是差別很大。」她說。

無論透過何種管道，越南人在日本接收的外籍勞工比例中占比持續上升。2021年，日本有172萬外籍勞工，其中越南勞工的人數達到44萬，首度超過中國，成為日本最大宗的外籍族群。

受到在COVID-19大流行封鎖邊界的影響，日本從海外招募勞工的進度不如預期，勞動部門不得不放寬規定，允許在日本的實習生轉換為技術工人簽證，從而增加越南移工在技術工人的比例。根據最近的報導，日本政府正在研議取消實習生制度，並放寬特定技術工人取得永住資格的條件。

＊本文摘自春山出版《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

書籍簡介

責任編輯：倪旻勤
核稿編輯：陳瑋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