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terns of Mind

台灣的社會學者，在哪裡取得博士？很多人說「絕大多數是美國博士」，也沒錯，不過這種刻板印象忽略了過去十五年間，學界人口逐漸多元化的趨勢。三年前我開始著手博士研究時，就在對國內社會學者名單（感謝瞿海源老師無私提供）的分析中，察覺一些有趣趨勢，也私下跟一些朋友聊過。不過要到昨天晚上收到某位學界長輩來信詢問，才動念把這些資料整理分享。

資料來源與限制

以下分析所採用的資料，基礎是瞿海源老師所輯的國內社會學家名單（329筆，涵蓋各校系所專任教師中，擁有社會學博士者）。我在2007年去信索取該檔案後，陸續清查各校社會系所師資增補更新。除增列新任職者，我也採較寬鬆的標準，納入在社會學系所專職的其它學門博士，共計 350位。

需先強調的是，這份名單僅之編輯校正乃基於2007度資料，未能涵蓋先前已退休之前輩學者，以下所有分析，僅能做為對「2007年度在職社會學家社群」的分析，不能誤解為「台灣歷來社會學家」的分析。

另外，2007年初中山大學尚未成立社會系所，元智社會系也尚未更名，所以後文所謂「社會系所」跟今日稍有出入。而所有下述資料，乃根據2007年初的就職狀況，也未考慮後來的轉職。

分析討論

考察這份名單學者取得最高學位的校系，在各國分佈如下：

US 175, TW 95, DE 27, UK 32

FR 6, JP 4, Australia 4, Canada 2, South Africa 1 (五國資料下圖合併為Others), N/A 4

我再將確定博士取得國的346位學者名單，依「博士取得年」整理如下圖：

請注意：(1) 本表繪製乃基於2006-07年間瞿海源老師編輯、曾柏文增補之資料，故不包含2006年前已退休，與2007年（含）以後到任名單。(2) 上述資料，扣除4筆博士取得國不詳、與15筆博士取得年份不詳，餘331筆，為本圖繪製基礎。(3) 繪製基礎為「博士取得年」，非「就職到任年」。(4) 特別注意，圖表最右邊的叢集，僅有2005-06兩年資料。

上圖能觀察到，在每個五年區間，畢業歸國學者取得學位的地理分佈，也能看出特定國家畢業學者的人數趨勢。在以下段落，還將一併討論不同國家訓練出來的博士，在國內就職機構的分佈概況。

1.      2007年現職之社會學家，最資深群絕大多數從美國取得學位，這很大程度源於冷戰時期以來台灣跟美國的戰略關係。自美歸國數量高峰出現在1990s年代，總計十年間有103位博士返國任職，唯2000後美國歸國人數銳減，推估原因可能為 (1) 中國留學生湧現、競爭美國博班名額與獎學金資源，減少國人赴美意願 (2) 90s年代後的留學選擇，以及過去十年系所選才的多元化。目前名單上175人中，超過半數任職於社會系所。

2.      本土博士，從1987年起出現在學界，到90s中葉後更蔚為大宗。名單95人中，有22人 (23%) 任職於各社會系所，但僅四人在國立單位。餘者約半數任職於社工、社福、公行相關系所，其它則涵蓋通識、教育、人資、管理、區域研究等諸多科系。

3.      德國博士，除盧政春、顧忠華兩位「先行者」外，於1990s中葉起，大量學成歸國。推估時間，這股潮流的出現跟 (1) 解嚴後開放自由留學 (2) 兩德統一政治更穩定（第二點感謝Cehepar Cheng 提醒）有關。德國做為社會學發源國，學術地位頗受肯定。名單中的27人中，有12人 (44%) 任職於各社會系所。

4.      英國博士，始於1989年畢業，任職於國防醫學院之劉仲冬。到1990s年代零星出現，但均任職於諸如教育、性別、勞工、歐美等系所。到2002年起，旅英博士開始較大量湧現，人數上逐漸超過德國歸國者。同時隨著姚人多、陳美華、鄭斐文等應聘於清大跟東海，旅英學者也逐步進入社會系所。名單32人中，有8人任職於社會系所。

5.      從法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取得博士的學者，也在1990s年代中葉浮現或漸增，一定程度促進台灣社會學界的多元化。其中有幾位進入社會系所者，多數來自澳洲、加拿大等英語系國家。從非英語系國家歸國者（法國、日本）則多往其它科系任職。

延伸議題：

從上述資料，我想延伸點到三個議題：

1. Geopolitics, Flow of Expertise and Scholar Demography

如前文點出，早年留美博士的主導地位與冷戰的台美聯盟，到後來德、英等地學者的增加，則與解嚴（後冷戰）對留學管制的開放、兩德統一的政治安定、以及國人慕學對象的多元化有關。這裡觀點，點出跨國的知識流動，乃至於國內學者的人口結構，甚至於是這些學者所代表的知識視野，是如何受到地緣政治與台灣政策的的影響。這也是我期待在知識產流世界體系的概念架構下，所探討的。

2. Micro-Politics Behind the Placement

不同國家訓練的博士，在就業職場上的分佈，背後藏著許多複雜的微政治，有很多詮釋探討的空間。可以追究的議題，包括了學術界的語言政治（英語優勢？），對各國學制/訓練的刻板印象（某一種符號資本）與變遷、人脈效應等等。

3. The Missing Common Ground?

近十多年台灣社會學界博士學位的地理多元化，除了表面上「增加視野多元性」，我以為，也帶來一些還沒有被好好正視的，學術溝通上的挑戰。簡單說，當今學界同仁在不同體系繼受不同的訓練，對於社會學是什麼，有什麼目的標準，可能有差異不小的理解。但是近十年間，卻不曾出現一個平台，讓大家好好深入對話這些基本議題。因而不管在研討會的評論、期刊評審，不乏出現一些各說各話、沒有交集的狀況。如何能促進，繼受不同體系訓練的學者，彼此的理解欣賞，將會是接下來學界重要的挑戰。

參考：Facebook 的後續討論

Citation in MLA format

Tzeng, Albert (曾柏文) (2010) “Where have the Taiwanese sociologists come from?- A trend analysis of the countries of PhD degree attainment.” (台灣社會學博士打哪來？- 學位取得國趨勢分析). Weblog entry, Patterns of Mind. Dec 9 2010. Retrieved [Access Date] from http://wp.me/p17Hsv-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