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層負責的體制，其實層層都沒有責任。如此觀察，毋寧素描著現代中學的圖像。更精確一些來談，在中學教育中，應當要承擔起引航責任的人員有許多類型與面向，然而，最終的稻草還是會飄落在名為「導師」的角色上。我們卻鮮少想過，為什麼？
以當前的高中來說，一所位處市區的學校，其班級總人數從35人到45人不等，均歸屬於導師轄管。從早自修開始，導師必須到場監督學生是否進行考試或掃地等義務，中午得進行定期巡視，確認學生能確實午休，有些學校有午掃，那又是一陣忙碌。至於各種班級活動、代各處室宣導、帶領班級準備比賽乃至加油打氣、跟學生一起交換禮物、成為學生各式問題的諮詢者或與家長之間的緩衝者、經營班級氣氛、Line或FB群組隨時on call等，隨不同學校的校園文化差異，上述項目有增無減。
從台灣教育開始執行導師制度以來，大家也習以為常，對於一個班級出現一位固定的導師，以及這名角色必得完成的任務，已經是社會早不需言說的共識與默契。導師角色提供安定感，讓家長有疑慮時能在親師座談會與導師暢談，也替學生架構著不論是專業或生涯的導向及選擇。
只是，這件事並沒有如此簡單，當進入劇烈變動的時代，導師這角色本身已難以承載超量的定義。今日的學生或家長，會更希望導師除了專業和生涯指引，更必須隨每個學生的差異來進行客製化、細緻化的服務。重視個體性，其實是一件好事，然而我好奇的是，這件事被投射在導師身上究竟恰當嗎？而中學教育超量的師生比，又能保證多少的需求能被滿足？如果以上的疑問，不只一次被提出、被反省，那麼，為什麼我們還堅持導師制度？
▋為什麼會有導師制度？
導師制度的形成，國家教育研究院有明確資料如下：
導師班級制Tutorial Class （U.K.）係英國大學推廣教育於20世紀初期時所採行的一種上課方式。1906年位於羅查戴爾（Rochdale）的大學推廣委員會（University Extension Committee）鑑於上課方式之選擇，使得內容既不致太學術，也不致於太通俗，造成班級人數太多，於是諮詢了工人教育協會之創立者曼斯伯力基（Albert Mansbridge）而開始導師班級制的實驗；最早是在羅查戴爾及隆頓（Longton）進行。此導師制班級學生人數約在30人，且持續2年；學生必須完成指定之作業，每週與教師會面2小時，主要採取討論的形式，有時可在某位學生家中以喝茶聊天等較輕鬆方式進行討論，甚至可持續至深夜或黎明。由於在上述二地進行的教學實驗相當成功，不久即引起其他學校之仿效，如牛津及劍橋之學院，並組成了一個導師班級制的聯合諮詢委員會（the Central Joint Advisory Committee for Tutorial Classes）來協助解決相關的教學問題。
從上述的規定，能夠得知最初導師制度是大學端進行的一場「實驗」，在自由化的設計下，學生能夠既彈性又嚴謹地遵循學術上的智者，情況近似中國社會古代的私塾、師徒制度，在人數不多的情況下，更貼近老師來習業或討論，毋寧是有益的。
可惜，台灣顯然不把這項制度當作是有意思的實驗，反倒更像一種桎梏，同時綑綁了學生與老師。學生無法選擇自己願意追隨的老師，老師也被扣以一項帽子，即是必須管理每個被編派到班上的學生，只因角色是導師。
▋與其仰賴單一對象，不如進行完整分工
只要學生被視為該「管教」，自然而然就長不出內在的能力，他的人生方向盤由「導師」來建議、掌控，學生逐步喪失主體性卻毫不自知。無意識地跟隨，盲目地前行，這些在許多專家口中是值得批判之事，然而，或許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是學生、家長、學校行政太仰賴「導師」的緣故。
曾與留學英國的朋友聊起，她說英國也有導師，不過只負責在上午課程開始前點名，並在導師時間內與學生見面溝通，其餘學生活動則不歸屬導師責任，導師可以不必出席。至於美國，高中教育沒有所謂的導師，所有課程採取跑班制度，這一點跟英國相同。所以，學生被迫學著自行警惕，哪一堂課該做什麼，該去哪間教室，何時該繳交費用，他知曉這些歷程沒有一個人「必須」提醒他，所以在環境中自然而然強壯了自我的意識和選擇。一旦遇課業問題，學生便「主動」去找該科老師諮詢；遇上生活、適應的困難，則有相關人員以供諮商。
所以，如果是高中階段最常遇見的生涯、愛情、價值觀問題，朝向以專業心理師、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合組一個綜合的相談所，不是比起目前一班40名學生只配置一名導師的狀態，來得更符合學生需要嗎？
▋讓學生負起自己該負的責任，找回主動力吧！
更進一步問，當其他國家早早將型塑自我價值的責任交託給學生本人，我們在高中端設置「導師」是為了什麼？莫非，我們仍在心底期待，「總有一個人」來照料這一群又一群已經臨界成人的學生？總有人要負責叮囑他們掃地，總有人要叮嚀哪一天要帶什麼東西，總有人要活絡一個班的氣氛……，這些本該自我負責的事項，在制度的錯誤沿襲下，匯集到稱之為導師的角色上了。
回到教育初衷，我深信每一位仍充滿勇氣站在第一線場的老師們，沒有一位不想成為孩子的貴人。只是，當越多的要求放在單一角色上，是否也殘忍剝奪了學生的自覺能力？
舉例來說，台灣的高中學生期待著班級的氣氛融洽、秩序和諧，這件事的完成，投射對象之一，絕對少不了導師。只是，高中的班級氣氛是一位導師必須負責的嗎？導師確實能夠讓學生們有歸屬感，的確不可否認。不過更好奇的是，身處建構自我價值階段的青少年時期，為何這份歸屬不是試圖讓學生把更多焦點放在「自己主動」的驅動力上，而是需要有「導師」來做這件事？久而久之，會不會變成「只有導師」「需要」做這些事？
把成長的能力放到別人身上，這樣是好的嗎？如果不能在價值折衝下，努力去找到一己位置，少了這份努力的青少年，他又將如何看待成年、中年、老年呢？是不是未來他也會情不自禁需要去求得一個「必須為自己生命負責的大人」，來讓自己感覺好一點？
我認為，是時候重新省視高中教育需不需要一位導師，以及倘若評估後還是認為有其必要性，那麼這樣的角色又該如何回應這個時代？家長和學生又該如何找回各自的能力與角色呢？
無法透過自己雙眼來面對的人生，即使經過再多年月，心智依然停滯不前。正常的教育，應該是讓所有人都找回各自的角色吧！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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